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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大部分时间里,都灵埃及博物馆(Museo Egizio)的庭院充满了脚手架,而非稻草,因为博物馆正在为其创立200周年庆典准备。自2015年重新开放以来,经过都灵建筑事务所Isolarchitetti(由艾马罗伊索拉创办)大规模扩建和翻新,这座博物馆已成为意大利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2023年吸引了超过一百万的游客。博物馆与意大利签订了为期30年的协议,按照协议,博物馆以私人基金会的形式运营,拥有比纯粹由国家运营的机构更多的自由,特别是在招聘和筹款方面。
为了庆祝其200周年,博物馆基金会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程计划,预计于2025年完成。该基金会委托位于鹿特丹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1975年由荷兰建筑师库哈斯等创立)为博物馆17世纪的庭院加建玻璃屋顶,并在地下新建一组展览室。这些新空间包括一个新的售票大厅和商店,以及一个用于数字展示的沉浸式展厅,届时将展出一部特别制作的尼罗河影片,旨在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古老的风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在构思沉浸式展厅时,使用了埃德温朗(Edwin Long)的《埃及盛宴》(1877)中的场景来做视觉化,以呈现“永恒”埃及的东方幻想。
计划于2025年完工的玻璃屋顶庭院被重新命名为“埃及广场”(Piazza Egizia)将在博物馆开放时间之外免费对公众开放。这里还将包括由埃及赠送给意大利的埃尔莱西亚岩窟神庙(Ellesiya,最初位于Qasr Ibrim遗址附近。是在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建造的。这座神庙供奉着阿蒙神、荷鲁斯神和萨提特神),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国际拯救努比亚古迹运动中,为了避免神庙被因大坝建设而水位上涨后的纳赛尔湖淹没,这座神庙被整体移至都灵埃及博物馆。博物馆的底层还新建了一个展厅,采用开放式存储(例如堆积如山的陶瓷花瓶)来诠释古代材料和技术,并重新设计了塞提二世及其石雕伙伴所在的展览空间。这个雕像厅(Statuario,专门展示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大型雕塑)自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朱利奥科尔德罗迪圣昆蒂诺(Giulio Cordero di San Quintino)在1824年11月宣布安装以来,已成为博物馆的重要展示空间。
都灵市民对埃及博物馆深感自豪这是继开罗之后全球最大的埃及博物馆。专门致力于埃及古物的博物馆极为少见。在埃及以外,最重要的收藏大多集中在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中,这些博物馆或将古埃及文化视为西方艺术的先驱(如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或认为其意义重大,不容忽视(如大英博物馆)。然而,在意大利半岛,古埃及文化自罗马时代起就已找到“第二故乡”,从凯旋的皇帝带回的方尖碑,到埃及宗教的祭司驻扎(祭司群体长期居住、执行宗教仪式和管理神庙事务的地方),再到艺术、园林和室内装饰中的埃及风格潮流。因此,意大利拥有多个埃及藏品地,其中一些被命名为博物馆(如佛罗伦萨旧时的埃及博物馆,以及现今梵蒂冈的埃及馆)。意大利语甚至创造了特定形容词“egizio”,用以区分古埃及与现代埃及(egiziano)。
拥有约4万件藏品的都灵埃及博物馆无疑是意大利同类博物馆中规模最大的。它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之后,与柏林、莱顿、伦敦和巴黎的收藏机构竞争,收购埃及古物。最初的收藏包括如“奥兹曼迪亚斯”这样的雕像,而后续的考古发掘则为其增添了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都灵埃及博物馆展示丰富,其视觉效果和藏品相得益彰,所在建筑亦堪称辉煌。博物馆位于历史城区的砖砌巴洛克式宫殿内,与科学院共享这一空间,而其选址与都灵及其一度的统治者萨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的历史密不可分。
尽管西方对古埃及的兴趣通常归功于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但欧洲列强早已熟悉该国的辉煌历史及其未来潜力,后者包括矿产资源和通向红海的潜在航线。萨伏依宫廷与都灵学术界亦不例外,对收集古物、研究自然世界及探索经济可能性的兴趣交织在一起。为此,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Carlo Emanuele III,1701-1773,萨伏依王朝国王,1730年至1773年统治撒丁王国)资助了都灵大学植物学教授维塔利亚诺多纳蒂(Vitaliano Donati)的远航。1759年,多纳蒂启程,计划穿越埃及、努比亚、西奈、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经陆路抵达印度,再经海路绕行非洲,穿过直布罗陀返回尼斯(1860年前属萨伏依领土)。然而,这一宏伟旅程因多纳蒂1762年在芒加罗鲁去世而中断。他留在亚历山大的埃及古物箱在他去世后被运往都灵,其航海日志和绘图则通过传教士渠道在数年后传回。
其中之一是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Bernardino Drovetti),他是萨伏依宫廷一位书记员的儿子,在拿破仑占领期间完成都灵的法律学位后,几乎立即加入法军,这令他的父亲大为失望。德罗韦蒂展现出军事才能、外交智慧和敏锐的机会嗅觉。1802年,拿破仑亲自指派德罗韦蒂代表法国利益出使阿里的宫廷。在拿破仑倒台后,他仍然作为法国驻埃及领事,在波旁复辟时期继续任职。德罗韦蒂在阿里设计的农业、工程和工业项目中表现得不可或缺,这些项目旨在最大化领地收入;据说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德罗韦蒂还利用欧洲的投资和专业知识,使自己在过程中变得富有。在瓦利的支持下,他建立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埃及文物收藏。德罗韦蒂的代理人包括雕塑家让-雅克里福(Jean-Jacques Rifaud,其名字被刻在许多都灵的狮身人面像和雕像上)、矿物学家弗雷德里克卡伊洛(Frdric Cailliaud)以及另一位皮埃蒙特人(Piedmontese)安东尼奥勒波洛(Antonio Lebolo)。他们的足迹远至努比亚,而卢克索的陵墓和神庙则是他们最丰硕的猎场。
这些收藏并非为了德罗韦蒂的个人喜好,而是为了出售他将其推销给自己25年前离开的城市。德罗韦蒂早在1820年就开始与萨伏依统治者谈判。1821年,卡洛菲利切取代其兄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一世继位(后者因自由革命被迫退位),并在财政部的抗议下尊重了40万里拉的约定价格。埃及博物馆档案馆的最新研究表明,直到谈判的后期,没人确切知道他们购买的是什么,而当箱子打开时,发现部分物品与清单并不一致;德罗韦蒂可能藏匿了一些物品以出售给法国。然而,存储在利沃诺港口的物品并未令博物馆首任馆长的科尔德罗迪圣昆蒂诺失望。他如此专业地安排展览,以至于当年晚些时候他在信中写道,连法国人都会想要前来参观。
特别是一位法国人确实前来,他是商博良。他曾在信中恭维德罗韦蒂,称“前往孟菲斯和底比斯的道路经过都灵”。商博良受科学学院热情欢迎该学院负责管理这批收藏品并深受社会各界的推崇。他花了几个月深入研究这批收藏品,尤其是许多仍卷成卷轴的纸莎草文稿。然而,并非所有文物都如此幸运。一件对埃及历史最重要的文本《都灵王表》在商博良拆封时已成碎片。然而,他仍然认出该文本记录了从神祇时代到新王国之前的埃及统治者及其在位年数。
商博良对首任馆长科德罗迪圣昆蒂诺的印象不佳,两人因馆藏访问权限问题发生冲突。那封带有讽刺意味的“奥兹曼迪亚斯”请愿书,直接针对这位意大利馆长在编目收藏和筹备首次展出的进展,这确实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然而,当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后,取得了成功。1832年,博物馆脱离了科学院的管理,成为皇家古物与埃及博物馆。多纳蒂收藏(Donati Collection,意大利学者朱塞佩多纳蒂收集的一批古物,主要包括埃及古代文物,如石碑、棺椁、雕像和纸莎草文献等),随后被整合进博物馆的底层和一层展厅。
一幅约作于这一时期的墨水淡彩画描绘了展厅的景象:棺椁、石碑、装裱的纸莎草文献和皇家雕像整齐排列在拱形天花板下,阳光透过一侧高大的窗户洒落其间。一位戴高顶礼帽、身穿燕尾服的男子正抚摸着一尊生动的狮身人面像,而一位女访客手持导览册,她的男伴则指向展厅中央。那里陈列着博物馆最著名的雕像之一,一尊身穿精致褶裥长袍的深色石材拉美西斯二世坐像(来自卢克索,为德罗韦蒂收藏的一部分)。商博良将其形容为埃及艺术的“贝尔维德雷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并直言自己深深为之倾倒。
当卡洛费利切坚持购买德罗韦蒂的收藏时,人们不清楚他是否了解萨伏依家族早先对埃及的兴趣。萨伏依公爵在16世纪将其首都从位于今日法国的尚贝里迁至都灵。为纪念这一事件,并迎合王朝的雄心,宫廷历史学家菲利贝托平戈内(Filiberto Pingone )在1577年出版了一部关于都灵的历史。他将都灵的建立归功于一位名为埃里达诺的埃及王子,据说他在驾车时坠入波河(意大利最长的一条河流),并由此联想到尼罗河。
在古代,都灵曾是罗马的军事营地,而一座刻有伊西斯女神铭文的雕像底座的发现,使平戈内的传说更具说服力。1679年,历史学家埃马努埃莱特萨乌罗(Emanuele Tesauro)在其《都灵城史》中重复了这一故事。到那时,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Carlo Emanuele I, 15621630)已在宫殿内设立了一间画廊,用于展示萨伏依家族收藏的希腊和罗马古物,其中许多出土于都灵及周边地区。他还收购了伊西斯祭坛(Mensa Isiaca),这是一件令人惊叹的青铜祭坛,镶嵌着银、铜和染色合金。该祭坛可追溯至罗马帝国时期,最初在罗马被发现,先是属于红衣主教贝姆博的收藏,随后成为曼图亚贡扎加公爵的藏品,最终由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购得。
从1913年到1930年代,博物馆的考古发掘涉及都灵大学人类学教授乔瓦尼马罗(Giovanni Marro),并受到当时科学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马罗创立了都灵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从埃及各地收集了成千上万的骨骼遗骸,并拍摄了大量埃及男性与男童的照片,以符合当时用于归类民族“类型”的研究方式。他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狂热崇拜者。然而,殖民主义和法西斯时代在如今的意大利公共话语和文化机构中仍然是敏感话题。